“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

發布人：admin     日期：2012-03-12

《陸九淵集·語錄》中有這樣一段話:“或問先生: 何不著書？對曰: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自此之后，經過后人的不斷闡釋，“六經注我”和“我注六經”被當作兩種不同的治學方式的象征，逐漸成了名言。 　　古人所謂“治學”，大概相當于目前的“研究性學習”，應該算得上學習的高級階段。我們知道，“六經”就是儒家的六部經典: 《詩》、《書》、《禮》、《樂》、《易》、《春秋》（因《樂》散佚，故又稱“五經”），而“注”則是中國古人做學問的一種特殊方式，即“注釋”、 “注解”或“評注”等等。因此，照字面來看，所謂“六經注我”就是以“六經”來為我的思想做注解，它強調的是作者（“我”）的主觀思想的至上性，即便是“六經”也要以我為中心；所謂“我注六經”則指作者（“我”）要充分尊重“六經”的客觀真實，務必克服自己的主觀偏見，力求接近“六經”中的真實內涵。 陸九淵（1139－1192），字子靜，號象山。南宋哲學家、教育家。 　　很顯然，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學方式，也可以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學風格。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偏重于“六經注我”的學者大多特立獨行、敢于“自說自話”、自創體系，因此顯得“別無依傍”；而偏重于“我注六經”的學者則喜歡尋章摘句、皓首窮經，比如一輩子研究一個人或一本書，喜歡埋頭于別人的著作之中。按照李澤厚先生的說法，這就是“思想家”和“學問家”的區別，或者“哲學家”和“哲學教授”區別。 　　從學習的角度看，屬于“我注六經”的學習者不乏其人，特別是在我們中國。這些人總的來說喜歡學習，但就是迷信書本和老師，對書上的話和老師的話深信不疑，即便老師或者書上說錯了話，也認為一定是“微言大義”，非要給出一種恰當的解釋不可；表現在問題研究或問題解決上，就是強調“無一字無來處”，喜歡引經據典，不敢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見解或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中國一直有“師道尊嚴”的傳統，再加上集權主義的文化土壤，這種現象可以說是很普遍的。中國人那么重視“六經”，解釋“六經”的書以至于“汗牛充棟”，就是一個證明。 　　當然，屬于“六經注我”的學習者也不在少數，這在西方國家尤甚。這類學習者獨立性強，絕不迷信書本和老師，能夠從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提出自己的見解，敢于向書本和老師“叫板”，即便引經據典，也是以我為中心，有時甚至不惜“斷章取義”地加以發揮，以便“為我所用”。如從西方哲學史來看，雖然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家們也喜歡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進行注解，但大都屬于“別子為宗”，敢于自創體系，實際上也的確形成了各式各樣的、色彩斑斕的不同哲學派別和哲學體系。顯然，這和中國人從孔子開始的“述而不作”的治學傳統迥然不同。 　　但話說回來，我們也不能過分夸大“六經注我”和“我注六經”的區別。有時候，太過強調“為我所用”，有造成“讓古人替自己說話”的可能，像屬于今文經派的康有為所著《孔子改制考》，即因此嫌疑而為時人所詬病。而“我注六經”呢，也不是沒有價值，而是一切學術研究和一切學習活動的基礎和前提，因為“凌空蹈虛”畢竟不是好事。因而，“六經注我”和“我注六經”在治學層次上實在沒有高低之分，而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具體說來，“六經注我”不是靠它所解釋的對象，而是靠它所提出的觀念、問題獲得思想價值；“我注六經”以接近歷史真相為主旨，雖然有一定的限度，但卻具有學術史、資料史的價值。 　　而從事實上看，即便是歷史上明確主張“我注六經”的學者，也很難真正地恪守這一原則，主張“六經注我”的學者亦然。這是因為，任何學術研究和學習活動都不能避免自己的主觀介入，按照解釋學的說法，都有自己的獨特“視域”；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都有自己的“前見”。因此，雖然解釋者聲稱什么“我注六經”，但實際上卻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結果反而是“六經注我”。同樣地，那些主張“六經注我”的人，有時看上去是在“別出機杼”，但要想完全地“逃出歷史”也是有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單純地從表面上來理解“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的關系。一方面，“六經”作為原典、文本或者老師的話、書本上的話，它固然告訴人們一種知識、一種信仰、一種生存樣式；但另一方面，“經為寫心之書”，它本身也是一種解釋，是圣人、老師、作者、他人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存在”而提出的“一孔之見”。因此，正確地對待“六經”和一切文本的態度是: 盡量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它的內涵，同時根據自己的識見、立場和需要進行“創造性地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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