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論和管理技術基本上沒有國界(有朋友提出不同意見，認為TQC只有日本做得好)，而管理實踐因為情境和文化的不同，是有國界的，或者說是有民族界的。我們在討論所謂中國式管理的時候，就是建立在當下的中國環境。很多人把國學（主要是儒家思想）搬出來，把傳統搬出來，認為這就是當下中國的文化背景，或者說，如果追尋中國人管理上的特色，那必將是因為這些人文傳統作用于當下的中國人身上，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行為。

     最近讀了陳來文章《孔子與當代中國》（《讀書》雜志2007年11月號，10-19），這篇文章總的觀點是認為在民間自發力量和執政黨的推動下，儒家傳統正在回歸，當然不是簡單的歷史重現。他引用了李澤厚22年前的觀點，認為孔子創立的思想已經無孔不入地滲入人們的觀點、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之中，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系和生活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方針。而且還固化為一種文化-心理結構，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已經是一種歷史和現實的存在。陳來認為無人能夠否認李澤厚的觀點，因此，他倡導所有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者都應該把這個當作中國的基本國情。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在我看來，這個基本國情的認識還要商量。至少不該武斷地認為我們的學者要在這個基礎上開展新的工作。我認為應該好好研究到底這群中國人還是不是過去的那群中國人？

陳來文章還引用了列文森著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也就是列文森著名的“送進博物館”的觀點，他認為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雖然沒有徹底打倒孔子，但是已經把孔子及其思想送進了博物館。列文森沒有看到后來徹底砸爛孔家店的事。我上個月去了趟孔林，茂密的林木在北方干燥的環境里，營造出一片陰濕的幽深的圣地。我站在高大的被拼接起來的至圣先師文宣王墓碑前，向這位圣人致敬。盡管自小就熟讀過《論語》，但是，我仍然感到自己的心態和認識與眼前的圣跡之間有多么大的距離，已經不是距這塊碑兩三米這樣的距離了！

中國的歷史在20世紀被一再改寫，比較重大的就有三次，非漢族帝國崩潰，五四新文化運動，這算第一次，濃厚的人文傳統和嶄新的民主共和交織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傳統被更徹底地擯棄了，引入了人類歷史上完全由理想主義澆灌的自上而下種植的新模式，舊傳統還能在那些成長于民國，當時50多歲的人身上依稀找到，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時代，市場經濟來了，沒有攜帶任何傳統（經歷過儒家傳統的人老矣，時代主角中最老的年輕人都是長在紅旗下的），只是要喚醒人類本來具有的逐利自利本性。從經濟發展成就看，這次歷史改寫真是徹底到家了，用那么短的時間就釋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F在中國人的理性行為基本上就是追逐利益，非理性行為簡直不可解，已經不是傳統潛移默化可以解釋的。

我不知道是用割裂還是割斷這樣的詞來形容100年前存在于那些中國人身上的傳統和現在中國人狀態之間的聯系。我認為，現在的中國人只是在地理區域上和血緣意義上的中國人，已經不是100年前的中國人的無干擾連續。我們不能再按照李澤厚的假設來設定現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了。至于有百分之多少的傳統還在國人血液里流動，這也很難估計，至少是相當少的。我這樣說，也僅僅建立在依據對自己和對周圍人的個人判斷基礎上，并不科學。中國社會學學者如果能快速推進當代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研究，至少從我的職業角度看，我們就會看到更多的研究管理的人不會盲目搬出這樣那樣的傳統來說事兒了。

寫到這里，基本上表達清楚了，也就是標題：現在的中國人不是過去的中國人。留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傳統印記不是一點沒有,應該很少。下一篇文章，我很想列舉一下究竟有哪些因素影響了現在的中國人，至于影響有多大，那是說不清楚的。